１９８８年，时任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的张汉兴被两件棘手的事情困扰着。第一件事是铁道部向世界银行申请１００亿元贷款，用于解决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困扰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经双方磋商，基本达成共识，但在接下来的洽谈中却“卡了壳”。铁道部按照国内通行的做法做好了报表，世界银行的专家却不认这个“账”，一脸茫然地说：“我看不懂你们的会计报表，贷款事项无法继续进行。”铁道部第一个想到向财政部会计司“求救”。本来，设计会计报表是会计司的“拿手好戏”，但是，对方要求的按资产负债方式设计的会计报表，在国内闻所未闻，１００多亿元的世界银行贷款一下子成了无从下口的刺猬。
无独有偶，第二件事情在上海发生。上海一家最早实行股份制改革的企业决定在香港发行Ｂ股，但公司将自己的业绩报告连同资金平衡表提供给香港方面时，对方不予认同。在万般无奈之下，公司请美国一家会计公司按照香港方面的要求编制了一套资产负债会计报表，报酬令上海公司直咋舌——３２０万港元！
“这就是一张‘资产负债会计报表’的价值！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会计制度的损失？”在一项重大决策面前，有时候，捅破一张纸更需要勇气。改革旧制度这个令张汉兴热血沸腾的念头在心中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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