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敌人从来都是自己一手制造出来的，当你看谁都是敌人的时候，你就成了别人眼中的敌人。
的确，这句话非常适合于黄光裕及其旗下的国美。
2012上半年财报显示，苏宁、国美的差距正在进一步拉大。黄光裕入狱及随后发生的“陈黄之争”，是国美的转折点。
为什么国美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内斗不止?业界一般认为，结症在于国美企业文化及价值取向出了问题。
研究国美企业文化，你会发现有如下特点：
首先是“狼性”特征。
据说国美有两个文化图腾，一是鹰二是狼。在国美，开店、促销都叫“打仗”。因为陈晓作风“过于温和”，后来成为某些高管批评的罪状，国美高层普遍“喜欢当狼的感觉。”
由此可见，国美人嘴里的“狼性文化”并非我们理解的“团队协作精神”，而是以不容置辩的方式解决问题，与市场经济倡导的契约精神格格不入。
其次是“帝王情结”。
据说，黄光裕办公室有400平方米之巨，被媒体称之为黄光裕的“太极殿”。办公室外面的会客厅，挂着清朝历代皇帝的图章印玺集，这被解读为“帝王情结”。
再就是“霸道作风”。
这一点在2008年之前的国美与供应商关系上体现得最为明显，陈晓主政时代，与供应商关系缓和不少，但是杜鹃“垂帘听政”之后，再度恢复黄光裕时代的霸道作风，声称与供应商的关系“不是谈出来的，是打出来的”。
黄光裕及杜鹃对国美管理层采取“萝卜加大棒”政策，一边敲打一边笼络。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王俊洲的处理。“陈黄之争”之初，包括总裁王俊洲在内一帮管理层选择站在陈晓一边，这让黄光裕大为不满。陈晓去职之后，杜鹃在国美内部进行了清算。反复权衡利弊之后，她对王俊洲在陈晓与黄光裕争夺中“选择沉默”表示理解，但同时指出，“如果王俊洲积极争取，陈晓就不会有机会”。最后的结果是，王俊洲保住了国美电器总裁的位子，但丢掉了董事会中的席位。
这样的权术，被黄氏家族在国美内部运用得炉火纯青。
在国美，所谓的企业文化及企业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是由黄光裕的个性生发而来，基本上都是围绕黄氏的家族利益，与现代企业倡导社会责任、人文关怀的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
实际上，黄光裕夫妇被处以刑罚，很大程度上是其病态价值观导向的直接结果。显然，这样的企业不可能赢得人们发自内心的尊重，也很难为其核心管理层所认可。
国美价值观与现代企业看起来那么遥远，这一切都与黄光裕这个人分不开。套用国家体育总局网管中心主任孙晋芳评价李娜情绪波动比较大，叫“崩溃源于教育缺失。”黄光裕的自以为是，目空一切，与其早早经商缺乏良好的教育背景有关。
因此，要想建设一个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国美，必须对其文化及价值观进行彻底的改造，往现代企业应有的价值观引导。遗憾的是，国美对自己的检讨显然是肤浅的，从黄光裕到杜鹃直到王俊洲，无一认识到问题的根结何在。《中国企业家》在最近一期报道中称，黄光裕铁杆部下、在国美开拓时期冲杀在开店最前线的李俊涛称，今天的国美，“狼性团队作战这种霸气，比以前更加突出了。”很显然，狼性文化依旧被今天的国美所推崇。
而国美的对手苏宁显然不同。
与国美相比，苏宁的企业个性表现得并不明显，但是仍有其个性的一面。首先，苏宁的企业性格要温和得多，以大连锁和供应商冲突最为激烈的2002—2008年为例，媒体报道的苏宁和供应商发生直接冲突的次数远远少于国美。我曾经问一个家电企业分公司老总：“是不是对国美既爱且恨?”他说：“哪里有爱，只有恨。”当我问他对苏宁的态度时，他犹豫了一下，说：“和国美差不多吧。”但是，他的语气缓和了很多。
也有人说，黄光裕霸道的个性，容易将炮火吸引到自己身上，从而掩护了张近东，而这得益于张近东的儒雅。
“至少苏宁是可以讲道理的”，这是大多数家电企业对苏宁的看法。
同为大连锁，感觉却不同，供应商给国美和苏宁的印象分差别很大。在国美强于苏宁的时代，供应商慑于国美淫威，不敢过多地表达;但是，当苏宁反超国美，他们对苏宁的亲近感会表现出来。比如，三星(中国)公司新任总裁朴载淳甫一上任即前往苏宁总部拜访，而公众并没有看到三星对国美类似的消息。
我们当然得不出“苏宁比国美高尚”的结论，但是，至少苏宁的文化要健康得多，人际关系也远不如国美那么复杂。在2010年“陈黄之争”正酣的时候，曾经有人将苏宁、国美进行对比：“一个在一心一意谋发展，一个在处心积虑搞斗争”，结果当然不同。
虽然同属私有企业，苏宁几乎没有家族企业的色彩，企业管理机制更接近现代企业。虽然国美早已在香港上市，但怎么看都更像是一个家族企业。这，才是二者的最大分野。
国美由盛而衰的教训告诉我们：建构健康的企业文化，才是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