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陶然在微博上迅速予以回应，称该杂志之所以揭淘宝的黑幕，是因为淘宝拒绝了其八年多广告要求，而文章中提到的案例，都是出自淘宝所主动向外界披露，并非杂志调查所得。

电商、腐败、勒索、黑幕，一系列关键词使这桩涉及中国最大电商平台淘宝的公案注定会上升为一场互相攻讦的口水战，但绕过口水与迷雾，至少事件中有两个事实可以确认：其一，在淘宝上，确实有员工参与了腐败行为；其二，淘宝官方对腐败并非视而不见，而是做出过处置，并且披露到外界，比如今年3月，淘宝团购平台聚划算的CEO就因为员工腐败、管理不当而被下课。

尽管媒体根据淘宝“腐败内幕”之触目惊心，而认定淘宝存在腐败的基因，从而得出“反腐败，淘宝亡；不反腐败，阿里亡”这样的结论略显夸张。但文章所描述的内容依旧值得，这是因为淘宝巨大的影响力，如网友在笔者微博留言所云：谁家没个上淘宝的女消费者？

更广泛的意义则超出淘宝之外，与去年的“淘宝商城暴动”一样，这些腐败丑闻虽然发生在淘宝，但却不独属于淘宝一家，暴露出的是整个互联网业的问题，属于新现象带来的新问题。

在传统观念中，腐败一词多与政府官员相联系，但现在，本该平凡的互联网公司员工--“淘宝小二”们居然也“腐败”起来，什么原因？答案很简单，他们手中掌握着某种资源分配的权力。

在现实中，淘宝是一家普通的民营企业，但在互联网上，它的身份却绝不普通。由于淘宝运营着在中国互联网上近乎垄断地位的B2C电商交易平台，拥有数亿注册用户，覆盖了中国绝大部分网购人群，这使得它还兼具网络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在“淘宝社会”中，“淘宝小二”们就不再像其称呼所示的那么卑微，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公仆”，和官员一样握有重权，刷信誉与删差评、无理由关店、参股店铺，这些都可称为权力寻租，与现实中官员的腐败如出一辙。

以前，企业家是在办网站，但随着互联网的影响越来越大，参与的人数越来越众，中立性性互联网平台越来越多，它们所管理的越来越接近于一个“网络社会”，在权力膨胀的同时，以管理公司的传统思维去治理网络社会，必定会力有不逮--尤其是对于淘宝这样各种经济利益高度聚集的商业平台。

除了淘宝，互联网上还存在着很多这样各自独立的网络社会，比如QQ、开心网、微博乃至各种网络游戏，它们都可能遇到类似的“淘宝式腐败”，只不过轻重不同而已，比如，在网络游戏界，就曾多次被报道有员工因向玩家倒卖装备而被判刑。

有权力则有腐败，有不受监督的权力，背后则必定产生权力的腐败。淘宝之所以存在腐败，企业当然应该负有重要责任，但又不应全归咎于企业。“网络社会”进化太快，技术进步太快，以至于远远走在管制、管理与规则前面。

淘宝是不是具有腐败基因外界不得而知，但中国市场确实有较多的腐败基因，因此在面对新事物所带来新问题之时，更加缺乏应对能力。

多年前，哈佛商学院教授德伯拉•帕斯写过一本书《从海盗船到黑色直升机》，讲述了人类技术与管制这段相互缠斗的历史，“当技术发展走在政府管制和市场前面，至少有一段时间无规则可循时，先驱者们奋力前行，任由政府在睡梦中喘息的情形。

但是最终，不可避免地，连牛仔都意识到他们需要规则：产权规则、协作规则、竞争规则，于是原先的先驱者们求助于政府，说服政府制定规则，为下一次革新浪潮搭建舞台。”

政府官员参股民企，并为之牟利，当然是违法，但淘宝员工参股店铺算不算违法？政府官员随意找茬封一家无辜商店属于迫害行为，淘宝员工随意关停网店又该如何认定？其实，这些在法律上都应该有所讲究，单靠公司的惩治力度已不足以震慑丑行，像被开除、免职、退赔这种档次的腐败成本，与成百万上千万的获利相比，简直轻如鸿毛。

互联网使互联网公司获得了太多的权力，但它们还没有被来得及赋予相应的约束、责任与义务。

严格来讲，淘宝丑闻的爆出并非坏事，对于中国互联网业它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意义，无论淘宝还是京东、腾讯、百度，这些“网络社会”的管理者，它们应该意识到，自己在管理的早已不再仅仅是一家普通的互联网公司，它们的角色也不再仅仅是商人或者企业，而正在向更中立的“政府”角色转移，怎么扮演好“网络政府”的角色，怎么做好网络社会的公共治理，这是个重要而艰深的课题。

与传统的商业模式相比，通过运营“网络社会”来吸引消费者确实更具有粘性，但它面临的风险却也会越来越大，因为一般的公司是死的，而这些网络社会却都是具有生命力的“活物”，他们有强大的抵抗与反噬能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面对得不到治理的腐败或者肆意的横征暴敛，具有家园意识的网络社会成员选择反抗、暴动、起义的可能要远大于以往的用脚投票、消极逃离。

信海光，资深媒体人，互联网观察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