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敏为何最怕沃尔玛(转）

2003年年底，张瑞敏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曾忧心忡忡地谈到，如果海尔没有办法做成全球性企业，就只能在市场竞争中输给跨国公司。最让他担心的不是那些具有高科技的公司，也不是那些老牌的制造企业，而是一个能够把触角伸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的销售企业：沃尔玛。
　　张瑞敏谈到，“怎么也想不到像沃尔玛通过全球卫星系统，可以将每个地方、每个人、每种产品的交易情况在每一个时刻汇总分析出来。”其实，创建于1962年的沃尔玛只能算是一匹黑马，但是它已经超过了像美孚和通用这样的企业帝国，跃居世界500强之首位。而且它真正做到了富可敌国，如果把2002年国家GDP和公司总收入进行混合排名，沃尔玛竟能够排在中国和印度之后，列全球第七位。
　　为什么张瑞敏会有这样的紧迫感？当跨国公司来到中国的门口时，中国企业本来感到最紧张的是跨国公司所拥有的先进技术和雄厚资金。但是，中国的企业很快就发现，技术赶超并不太成问题。中国的企业从模仿和复制起家，借助成本优势，能够迅速地逼近技术的前沿地带。这已经成为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规律。赶超者使得跑在前面的创新者必须不断地加快速度，而技术周期的速度也让跨国公司不得不更快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否则技术就会过时，变得不值一文。
　　雄厚的资金似乎也不是中国企业发展的瓶颈。的确，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非常落后。国内金融渠道不畅，储蓄如同山洪越积越多，而投资的闸门却关得紧紧的。大量热钱寻找不到出路，只好向房地产、股票市场等泄洪，结果是出现资产价格泡沫，在损害宏观经济稳定的同时，企业的竞争力也受到了损害。但是，这从一个侧面也能够反映出来，只要能够疏浚河道，中国的企业会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不过这中间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中国的国内储蓄占国民收入的40%以上，属于国际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中国却又每年吸引多达500亿美元的外商投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看似矛盾的情况呢？有的学者指出，中国所吸引的外资有一半左右属于“回流”(Round Tripping)，即国内的资金到外边转一圈之后，换成外资的身份重新入境，如此费尽周折，也折射出中国金融体系的扭曲。
　　什么是中国企业的最大优势？中国企业的优势在于其所背靠的巨大的国内市场。中国的企业从制造起家，但是常常奇兵胜出。再先进的技术，离开了市场，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巨人离开大地，顿时失去力量。中国的企业面对的是一个扩张速度极快、地区差异巨大、配套条件较差的市场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更加能够磨砺出企业的生存技能。这时候，是否具备系统设计和整合能力成为致胜的关键，只有具备系统整合能力的企业才能不仅仅专注于单一的核心产品，而可以进行系统业务多元化，从而更加具备综合竞争实力。
　　然而，全球化的扩张速度太快了。我们原本以为全球化是在我们的国门之外发生的故事，但是很快，中国就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个中心地带。在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很多跨国公司是把中国作为制造基地。如今，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瞄准的是中国的国内市场。跨国公司的到来，不仅会拉走中国的消费者，而且会将中国的企业逐渐鲸吞。中国的企业大多发家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背景是，只要能够生产出来产品就不愁销路。随着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开始被冲得七零八落，尤其是那些天生长着吞咽国际市场的巨嘴的全球采购和销售企业，更是有“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与此同时，那些原本在国际市场上春风得意的中国企业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随着很多产品的出口迅速扩张，中国企业在海外遭遇到的反倾销和其他贸易保护主义打击越来越多。
　　有没有退路呢？和跨国公司相比，有些企业幻想能够退而求其次，只是专心致志地做制造，利用廉价劳动力做贴牌生产。殊不知就连做制造也不是中国企业的强项，随着国外的EMS进入中国，中国的企业才意识到，和这种从采购、生产、存储、营销都样样拿手的高级管家相比，中国的企业只能做擦玻璃和拖地板的小时工。
　　面对跨国公司咄咄逼人的攻势，有先见之明的企业敏感地意识到，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正如张瑞敏所说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国际化，重点是信息化和全球流通……如何融入全球的大流通？进不去，就谈不上有什么大的发展。”我们现在所处的正是像6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韩国一样的情况。正如《圣经》中以色列人只有走出埃及、跨过红海，才能到达那神所赐予的“流奶与蜜之地”一样，中国的企业也必须从民族企业，成长为全球性的企业。
　　这是惊险的一跃，也是物种的进化。过去，中国企业一直怀抱着走进世界500强的梦想。如今，500强离我们并不遥远。2002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就已经有10多家，但是，这些企业几乎清一色地是中国的垄断企业，比如国家电力、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电信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等。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吗？
　　事实上，成为全球性企业是企业自身无法抗拒的选择，而且成为全球性企业和振兴民族经济之间并不存在因果联系，相反，随着企业逐渐成长为全球性企业，它和母国的联系倒是会逐渐淡化，它们的生产基地会转移到海外，它们的研发中心会转移到海外，它们的总部会转移到海外，它们的税收会转移到海外，它们提供的就业岗位也会逐渐转移到海外。跨国公司和民族经济之间，始终存在着这种相互抵触、难分难解的复杂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外部的冲击会影响到本国的社会经济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本来要增加税收以补偿那些在对外开放中受损的社会成员，但是，一个主要的税收来源即跨国公司的利润却被悄然转移走了。那些流动性差的要素，即劳动力将是民族国家最坚定的支持者，而那些流动性强的要素，即资本将是朝秦暮楚的游民。当然，我们距离这种境况仍然还很遥远，但是，那种越俎代庖的关心，不会帮助企业的进化，反而会催生更多的畸形。
　　企业真正需要的是适宜于生长的空气、水和土壤。2003年7-8月号的《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塔伦·凯纳和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黄亚声的文章《印度能否取代中国》，其中谈到，尽管中国吸引外资的数量远远超过印度，中国每年500亿美元，印度只有区区40亿美元，但是中国至今也没有出现能够和跨国公司抗衡的全球性私人企业。但是与此同时，印度已经成功地培育出来了一大批能与欧美最优秀的企业展开竞争的企业，其中很多还是在高科技行业。为什么印度的企业如此成功，除了偶然的因素，比如中国人的英语水平和印度相比至少还差好几代，根本的原因在于印度的法律体系和资本市场发育程度远远胜过中国。产权保护是氧气，畅通的融资渠道是水，统一而规范的国内市场是土壤，对于想要成长壮大并实现物种进化的中国企业来说，这才是它们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