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正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群体，而这个重要的群体还没有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和认识，只有个别社会学者和少数新闻工作者开始研究和注意这个群体。 2007年，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盖森和他的同学们，开始关注蜗居在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的大学毕业生群体。他们在一份调研报告中这样认识这个群体：这些人有学识、有文化、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如果没有人去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不去倾听他们的诉求，近者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远者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他们的诉求若是变为剧烈的反抗，相信我们的社会是无法抵御的。”经济学家吴敬琏也表达了同样的焦虑。而各个大城市的角落里，渐次出现的大学毕业生廉价聚居地，似乎正在印证这种忧虑。
群落正在形成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表示，2006年高校毕业生比上一年增加了75万人，总量达到413万。按照70％的初次就业率计算，仅2006年，高校毕业生就有124万人无法实现当期就业。他们当中希望留在城市的人，第一站都流落在郊区的农民房和城里的城中村，苦等机会的垂青。既然读书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么总要想办法收回成本，而且对一些低收入甚至为读大学欠下外债的家庭来说，也只有寄希望于“收回成本”，才能使生活回归正常轨道。这正是许多大学毕业生流连于大城市的原因之一，毕竟在大城市获取高收入的机会多一些。 据记者了解，在海淀区西北旺唐家岭有四五万外来人口，而本村村民，才三千多人。而大学生，成为了这个群体里面比重越来越大的一部分人。 随着大学毕业生的增加，越来越多还在北京寻梦的年轻人，一拨一拨地开始往北京周边的郊区寻找更为合适的居住地。丰台岳各庄的大井、小井；朝阳区的酒仙桥、太阳宫、龙王堂；海淀的清河、东北旺、小营……甚至远在昌平的沙河与阳坊一带，都有失业半失业的大学生聚居地。还有上海的松江地区，几乎所有大中城市的角落，都有这样的部落。区别于老国有企业大批的下岗工人，社会学家把这个群体命名为“新失业群体”。 这个群落的人，绝大部分都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最难过的倒并不在于生活的艰难。他们说“每个月有几百块钱的收入倒不是很难，吃的差些穿的差些也无所谓，周围污水遍地也能忍受，唯独面对前途，让人很难受”。
一个值得研究和需要引导的群体 开始的时候，没有工作，他们觉得是自己的机会没把握好，毕竟，同学中间也还是有人找到工作的，甚至也有很不错的。但是，当他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自己一样时，心底里的疑惑便与日俱增。学者孙立平的一篇谈“新失业群体”的文章，使一些人的想法有了很大的改变。孙立平分析说：越来越大的城乡差距是大学毕业生挤在大城市、造成就业结构畸形的主要原因。他们很快就对号入座，“我们也是弱势群体，没有话语权。” 专家们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群落。这样一群人，与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中关村一带创业的年轻人不一样。这些大学生见到了更多的繁华与破败的对比，体验了更多骄傲与低鄙的落差。他们聚居于一起，更容易对自身的命运与境遇进行反思，更容易也更渴望在这个社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那种压抑的力量，有时候就会外化为破坏力量。 他们对社会的关注也较一般人高。电脑与网络成了他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形成了他们对社会更为主动的看法，对社会种种弊端的认识也更为清晰。种种新闻与传闻，在他们这里都得到有效的整合，成为分析社会极具说服力的证据。和在平均社会生活线下的群体相比，他们内心的冲突和煎熬或许更激烈痛苦。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愤懑，通过网络上的谩骂呈现。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注意到，这些年轻人正是“网络暴民”的主要构成者：“今天在网络中活跃的‘草根’，其实也并不是我们过去想象的工农群众，而是30岁以下面临着发展的瓶颈和成长不足的现实压力的年轻人，觉得自己在激烈的全球性的竞争中，没有多少优势，形成了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和愤懑的心态。虽然网络上表达自己的人形形色色，但真正形成了舆论氛围的人其实还是这些年轻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说，这是一个需要引导的群体。但是，这种引导现在还没有完全摆上台面。一个系统的引导体系显然还没有，甚至连相关的系统研究都还没有。
狭窄的上升渠道让他们看不到未来 对刚进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既无社会人脉，也没有权力授予的社会位置，他们的机会只能依仗市场型进入这一条通道。 学者秋风主张，要让大学毕业生看到希望。大学生毕业之后从事普通职业，甚至从事某些低收入职业，原是正常的，大学生们自己大约也不再以“天之骄子”自居了。不过，这些大学毕业生毕竟还有一些希望，他们与一般的贫民不同，接受过一定教育，最希望有一天能够向上流动。对于已经投入了大量精力、资金的大学毕业生来说，这原是正常的希望。而只要有这样的前景，那大学刚毕业时期从事低收入职业，就不会成为问题，反而可能成为一笔宝贵的人生经历。 真正令人担心的是，目前从事低收入职业的大学毕业生，在现实中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正在认识到这一点。而此类大学毕业生聚居一处，很容易导致这种认识的扩散。这将会在他们中间制造出消沉、无奈的情绪。如此发展，则这些高知未就业群体就将成为一个重大社会问题。 这不是危言耸听。现代以来，德国、日本、拉美诸国，都曾经形成过这样一个大学毕业的贫民群体，种种反体制、反权威甚至反社会的极端情绪，以及反对市场体制、反对法治、反对民主的极端意识形态，均发源于这个群体，或者经由这个群体向社会其他群体扩散。在国内，仇富心理、仇官心理、极端民族主义等极端观念近几年抬头，就与大学毕业生贫困群体的形成、扩大，有一定关系。
一个不容回避的严峻课题 有媒体用“向下的青春”来形容这个群体。评论者认为，“向下的青春”几个字眼，相当传神地勾勒出了这一群体的难堪：“青春”本来应当与希望相连，保持蓬勃向上的势头才是“青春”的当然蕴意，然而他们却连一份像样的工作都难以找到，更遑论向上流动的机会。这样的青春，只能体味更多的苦涩和无奈，所谓希望，也便在这样的过程中暗自消磨。无论如何，如果随处皆是“向下的青春”，也就无从托起一个“向上的社会”。因而，当前这种局面究竟是社会转型必然要有的阵痛，还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出现了偏差，已经是一个不容推诿、回避的严峻课题，应该尽快给那些“向下的青春”一个答案、一份期待。可以说，尽快给他们一个答案，也便是给社会一个答案，因为现在的青春维系着社会的未来，青春的希望维系着整个社会的希望。 北大教授钱理群用游民队伍来形容这个群体。他说，我注意到两个无情的事实：一是教育的成本越来越高，教育资源的分配越来越不公平，农村孩子通过高考向上流动的渠道缩窄。另一个事实是：出身农村家庭的大学生就业更加困难。北大的一个调查显示，“父亲为公务员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农民子弟高出1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农民倾其全力支持了教育的发展，而现在一旦出现了学生就业危机，仍然主要转嫁到农民身上。于是，在当下中国就出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教育和社会现象：大批的辍学生和失业的大、中学校毕业生，游荡于城市和乡镇，成了新的游民阶层的重要来源。这就是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堵塞了农民子弟向上流动的渠道，而城市取向的教育又使得他们远离土地，即使被城市抛出，也回不去了：他们只能成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游民，并迅速为流氓意识所支配。这些遍布中国城乡的年轻的新游民，他们身上正在发生道德底线的大失守。 钱教授说，遍布中国城镇的游民，至今还未进入我们的视野，这样的忽视是迟早要受到惩罚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