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偶然提起的。父亲说，一辈子，再没见过比那一年更大的雪了。那年他13岁。
日里下，夜里下，大团大团的雪打在屋顶上。房子像要塌了。村里绝无行人，连狗都不吠，只是一天一地的雪。雪时大时小，好几次见着雪势渐弱，又突然下得更密更急了，像永远下不完似的。
这样大的雪，父亲还要每天去镇里上学。镇叫柿子树店，大约两三里路程吧。大雪盈膝，淹了村道，他便提一把木锨，“哗’地用尽全力铲出几锨雪，清出一小块路，走一步，再扬一锨，雪粒飞起来，硬如砂石，打痛了他的脸。他只是心里急着，别迟到了。
小学校门大开，可是教室里没有人。一个也没有。火也没生上。父亲规规矩矩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用冻僵的手指掏出课本来，一字一字认真念诵着；
没有钟，天上也没有太阳，不知道几点了，只是肚子饿得咕咕叫。远处有门“吱咿”一声，一位老师从教室门口走—过，不经意间看见他，愣住，脚下不由得趔趄。
是没教过他的老师，此刻，也没问他的名字，默默转身，端了一碗热腾腾的糊糊出来，给他。父亲大口大口喝着，一条温暖的河流穿过身体，听见老师说：“这几天雪太大，不上课，你回去吧。”
“几天”是几天?乡下孩子，只愁自己闭塞，怕学校开了课也不知道，仍然天天跑来上学，一把不离身的木锨。
渐渐地，从家到学校，一条微弱的路，隐约成形，如长城的遗址，连大雪也不能遮蔽。
而那时，父亲尚无从了解一生的隐喻。要到多年后他才知道，就在同时，远远的河南，有个十二岁的女孩，也在雪地里艰难地跋涉着，上学去—而她，是我的母亲。
学校也在镇上，离母亲家五里。
已经记不清那一年的雪抛了。她只记得，早上沿村叫同学上学，家家都是大人出来说，“雪太大，今儿不去了。”总是只有她，小小的一个人，在雪地里艰难行进。
总共没来几个同学，都是镇上的、干部的孩子，有些裹在里外三新的花棉袄里，像过年。老师懒得教新课，就叫所有年级的学生一起，围炉而坐，念课文。听不见书声，只听见一片跺足的声音，震天。
念书念得手冷，同桌把手插进她袋中取暖，惊叫,“呀，这啥呀?“这么冷，石头?”
母亲不好意思地笑， “是红薯馍馍，我中午饭。”触手冰冷，坚如磐石，然而却是她一餐的食粮，贫困支撑过这样的数九严寒，十几天大雪天气，我的父亲与母亲，没有落过一天课。
而那一年的毕业典礼上，校长在大会上说：“如果胡效敏(母亲的名字）考不上大学的话，那么,全校，全县，全省都没有学生考得上了．”
八年后，他们在大学里相遇。
那大雪之年，是1954年我如绝大多数人一样，知道它的概况，是第一次，我知道了，它冬天大雪的沉默与凶恶，却无论如何都不能想象它是那样无法描摹，是谁的怨深似海呢?以无穷无尽的的眼泪，来自天堂，要把人间淹没成地狱。
就仿佛我始终不能真切地知道，我的父亲母亲，他们一生所有的悲欢和艰辛的日子。
此刻都过去了，午后，沐在空调吹出的凉气里，他们对坐在竹床上，下几盘无输无赢的象棋。最后多半都是母亲推棋而起，“不来了不来了。或者父亲，“你赖皮你赖皮。”
谁说夫妻日子越久越相似？其实早已开始，只有桃花才会开在春风里，骆驼才会懂得恋慕甘泉，而一样的鸟，才可以一起飞。
若你这般温柔地握住我的手，是因为我掌中所有茧的记忆，你都能懂。
相遇，从来不是偶然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