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期间，广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幅为１５．３％，武汉为１５．２％；到“十五”期间，两市设定这一指标值均为１２％；同是省会城市，同样具备强大的商品集散地的功能；商贸流通业的话语权，同样牢牢掌握在两地国有或国有控股的商贸企业手上；而今两市流通企业的改制同在咬紧牙关曲折推进。
长期以来国有大百货唱主角的城市商业生态特征，让广州武汉两地百货业界心理上蕴积着更多的趋同亲切感。如果说早前“海派”与“粤派”的对话交流，散发着强烈的南北竞赛意识，那么，这次穗汉商家握手的背后，则更大程度上体现出彼此互为参照物的对等平视。
“星月交辉”才是最美
市场份额集中度高，商业龙头企业“只手遮天”，是最令赴汉考察的广州商家啧啧称道的地方。确实，无论从排名榜首的单个企业年销售规模，还是５０００平方米以上大商场的业绩表现，抑或是限额以上企业（指批发２０００万元／年、零售５００万元／年以上企业）的市场占有率看，广州都比武汉矮了一大截。
但被我们视为“遍地小黄花，不见大牡丹”的广州商业格局，反而吸引了“龙头”“生猛”，“龙身”“龙尾”欠缺灵活的武汉商界的注意力。他们说，若摒除经济实力和消费力差距因素的考虑，正是由于缺乏一批“专业性强、特色突出、效益好的中型骨干企业和有规模的餐饮企业”，武汉的市场容量才仅及广州一半，武汉批零贸易业销售所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才会比广州低１３．８７个百分点；他们呼吁政府更多地促使武汉商贸业从“月明星稀”向“众星拱月”转变，进而形成层次分明、全面发展的梯队结构，创造更多的就业和税收增长点。
羊城上空倘只见“群星璀璨”而无朗月高悬固然遗憾，黄鹤楼头若只剩一轮孤月当空则未免清寂冷寥，因为“星月交辉”才是最美的图画。
市场利润孰轻孰重
本月１５日，新加坡商人在华投资的唯一一家百货店——武汉长江广场购物中心正式关门歇业；第二天，登陆江城仅半年多时间的麦德龙开出了在汉的第二家分店；同一天，已有４３年历史的武汉饭店被夷为平地，原址上将耸起一座耗资逾１２亿元、总建筑面积达２８万平方米的庞然大物———武汉新世界中心，其中１－６层１２万平方米的大型商场，规模将创武汉百货业之最。
一边是首家外资百货店败走江城曲终人散，一边是争食“蛋糕”筷子增多。包括长江广场在内，总计２０万平方米的６座商厦先后撤军武汉，而该市仅营业面积在１万平方米以上的商场就接近３０家，去年商场面积数已达２００万平方米。
“圈地运动”战火日炽，却并未给商家换来开心的笑容。据武汉市商业局最新统计，今年１－９月，武商、中商、中百盈利１０８７０万元，与去年１４７９６万元相比下降２６．５３％，其中光８月份就下跌了３７％，据称创下了武汉商业利润单月跌幅最大的纪录。
“入世”前抢占商铺资源，壮大经营规模，做好业绩报表，燃点起武汉商家们新一轮“圈地”的热情。但如果这种如野马般的扩张，脱离了当地市场容量、居民可支配收入、可支出预期的“缰绳”，未能绕开粗放式经营、同质化竞争的泥沼，极有可能陷入“杀价找死，不杀价等死”的生存困局。
身处市场和利润夹缝中的武汉商家们的遭遇，为广州同行提了个醒：稳健不代表保守，销售惊人不等于盈利可观，打造独特的核心竞争力，才是零售企业“花开百日红”的关键。当参与交流的广州天贸南大道出去年盈利４４００万元，综合毛利率达２１％、纯利率为７．１％的时候，武汉同行不约而同地露出艳羡的眼神。因为，江城“三大家族”的平均毛利率较之相差近１０％。
正视差距，拒绝妄自菲薄
武汉商企上市后勇于创新的气魄，运用资本手段和借助品牌力量开疆拓土的胆识，无疑很值得稳健有余进取不足的广州商家们揣摩学习。但正视差距，同样拒绝妄自菲薄。应该看到：
——市场容量有限，可支配收入和支出低，居民购买力疲弱，工作节奏相对缓慢，对商品价格敏感度高，对商店忠诚度低，购买途径或农贸市场，或一次性购足的平价大卖场，导致讲求快节奏、价格相对农贸市场高的超市和便利店眼下还较难在江城立足，本地连锁超市、便利店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百货店、大卖场、仓储店、购物中心等业态的发展，出现重“大”轻“小”的业态特征。
——投资主体上重国资轻民资，市场几乎被四大国有上市公司垄断瓜分，形成外资与国资直接交手的局面，富有活力的民间商业资本还是难觅影踪。
比较而言，除了仓储店以外，广州孕育各种商业零售业态的气候比武汉适宜得多，商家们创新销售模式的余地也大得多；更要紧的是，市场化程度更高，观念更新快，民营资本全面介入商贸流通业并日益成为竞争主体，奠定了入世后与外资、国有控股企业三方鼎立的竞争格局。（粤港信息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