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家乐福在韩国的大卖场开到第13家的时候，一场持续超过3个星期的罢工惹得韩国上下沸沸扬扬。参加罢工的汉城某家乐福店的员工声称：家乐福在开除一名韩籍员工时做法不当，使其他人感到很不公平。当地的媒体甚至宣称，家乐福在韩国与劳工的关系一向不好——这种说法使得这家当时排名世界第2的跨国零售集团大为尴尬。
罢工的方式
好几个月过去了，现在家乐福在韩国已经开到20家大卖场，但他们依然记得那件往事，并将其作为一件内部案例来继续进行研究。不过，关于那一场罢工的细节，就算当事人也已无法全部说清，可社会学家们却津津乐道于其中的一点：工人们罢工的理由除了为同伴“鸣不平”外，还有一条就是——韩国员工提出，家乐福“对工人联合会会员施行了歧视性的工资待遇。”
汉城大学的朴永春博士指出：家乐福作为一家长期从事跨国经营的零售集团，很难找出证据证明它的确在内部实施了工资歧视——这对企业在海外的发展非常不利，一般他们不会冒这样的险。“换句话说，‘歧视性工资’只是罢工员工的一种隐晦的表达方式……他们的真实意思是：家乐福的工资水平太低了。”
许多人关注到了韩国员工的这种表达方式，因为它可以反映出文化对一个民族的特殊影响面。“在欧洲，工人罢工时会直接向公众宣称：我们罢工是因为工资太低了。”一位韩国学者说，“例如在比利时，家乐福下属公司在当地招的员工曾为低报酬问题举行了规模很大的罢工，他们甚至堵住了家乐福最主要的一个大配送中心的门口——对于连锁食品零售商来说，这简直是掐断了他的生命线。但韩国工人的罢工方式很少会达到这样的激烈程度。”因此，家乐福事实上应该感到庆幸
在欧洲，工资及其他待遇措施上的稍许不慎就会招致工人们激烈的反应；但在韩国，工人们却往往不愿直接表达自己对某项公司政策的不满，他们会先忍住，等待利用一些间接的机会来表达，而且即便在表达的时候，其方式也经过了刻意的选择。
人民的变迁
自然，家乐福以及其他跨国零售商在进入韩国的前后，肯定对这里的社会环境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而且对于1989年就进入亚洲市场的家乐福来说，这种分析还会得到实际经验的支持。不过，很难保证这些先期分析没有遗漏之处。的确，人们总是觉得东方人的传统性难以根除，但西方人的旧观念也同样影响久远。就在几年前，许多西方商界的人士还认为亚洲工人的服从性总是占上风，这有利于一些劳资问题的解决；甚至连亚洲自身的企业家也这么认为。可是业内人士对大宇公司破产案例的研究结果早表明了上述认识的谬误之处。
许多企业分析家指出，大宇公司总裁金宇中在经营中的一大失误是：他凭着个人的奋斗经验认为，在韩国民族文化传统和他倡导的自我奉献观的支持下，可以长期用低薪来驱策员工们超时工作。但实际上，“随着韩国近年来工资的大幅上扬，金宇中那种极端的所谓自我奉献观已经过时了，他赖以白手起家的低价温顺的劳动力已经一去不复返。”研究者们认为，正是1989年开始的劳资纷争浪潮拉开了大宇集团走向末路的序幕。也是在这一年，家乐福在中国台湾省开了它在亚洲的第一家分店。
当然，“低价温顺劳动力的减少”只是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表面性的问题。家乐福也许没有考虑到，正是它所背靠的西方文化给韩国的社会带来了这些变化。变化的主动源在美国，而变化的过程在家乐福到来很久前就开始了。要知道，韩国早在1967年就加入了GATT。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早期，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只限于韩国军队、高等学校和政治经济活动中的精英阶层，这个范围中的许多人还皈依了基督教，自然，由于美国传承的原因，其中以新教徒居多。所以在东亚学者鼓吹韩国的“汉江奇迹”是儒教文化影响的结果时，西方学者和韩国本身的一些学者却认为这是精英层从儒家不尚利思想中解脱出来而产生的“奇迹”。是的，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觉醒的追求实利的管理者再加上低价温顺的劳动力，足以使任何企业和经济体系在较低的层次上迅速崛起。
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新的开拓世界市场的浪潮开始了，外国企业盯上了韩国的市场。这种现象可以从韩国本身来找原因：经济的发展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富裕家庭。依附在各种商品和消费模式上的西方文化钻进了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每一位韩国人都受到了影响，他们学会了高唱表达个人主义的现代歌曲，他们也开始学会向企业主、政治家和其他原来的强权者争取自己的权利。“罢工”的源头就在这里。
别样的竞争
家乐福的韩国竞争者也都是在这崛起的期间诞生的。如果西方有人认为韩国人没有大型零售业的经营管理经验，那他就犯了大错。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LG（那时它的名字还是“乐喜金星”——Luchy GoldStar）就已经将触手伸进了流通业。确定在1988年举行的汉城奥运会更是让那些财团在七八年前就以大店的形式争夺零售市场；1988年之后，冷静下来的韩国政府开始协助各企业引进欧美先进的流通观念和技术。
刚刚进入20世纪90年代，韩国在GATT的逼迫下不得不逐渐地开放零售市场。1995年， GATT已经变成了WTO，第二年1月，跨国零售企业在韩国开店已经没有数量上的限制；家乐福也正在1996年来到韩国。它开始遭遇新世界集团E-mart（三星集团控股）、LG集团LG-mart等的激烈竞争；而家乐福很快就明白，在这块表面上接受了西方文明的国土上，它受到的抵制远远超过了业界的范围。开头所讲的罢工和宣传仅仅是其中的一例。
尽管在前边关于历史的叙述中，我们看到韩国的本土文化已经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这种变化与邻近的日本和中国都不相同——日本接受西方文明洗礼的过程太长了，某些规则在明治维新之后就传达给了公众；而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又被破坏得太久了，这使得传统中优良的因素也丧失不少。
从历史的细节上看，尽管在长久的期间内以外国的经济援助保持自身的良好发展，但美国对韩国的援助大多限于武器、资金和技术，也就是说，当时美国对韩国的兴趣只在于维持一个军事主导的政府，以求在东亚的政治局面上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支点，并没有心思主动去对韩国进行什么“思想上的演变”，这使得韩国的本土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保持了明显的传统性，而在此年代之后也在自己的范围内保持着强劲的势力。打个比方，这意味着，“低价温顺的劳动力”确实是减少了，但“温顺的劳动力”却还存在。
而传统性对于韩国来说既有好处又有坏处。就好处而言，在企业中，尤其是工作繁杂的零售企业中，传统的以遵从上级与长辈、埋头实干不好言辞的思想使得企业的发展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而且他们的服务态度也令人无可挑剔。当然韩国家乐福也收益于这一点。
上述就是看上去韩国商业企业员工素质比中国，甚至比新加坡高的原因之一。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商业管理系的柯佩华认为：“服务素质不好跟员工对公司缺乏归属感有关……如果新加坡人对国家有归属感，他们就不会做出有损国家声誉的事。同样的，如果员工对公司有归属感，他们就会对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而将企业和国家视为如家庭一样却是韩国儒风的自然表现。在华人圈中著名的国学学者杜维明，在体会儒学传统在东亚各国的发展时不得不承认：韩国文化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儒家传统的民间化”。他说：“韩国人说韩国是儒学的母国，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
但家国合一的传统观念也害苦了初到韩国的家乐福，一旦有民间团体和本土企业充满鼓动性的号召声响起，许多韩国人会不假思索地去本土零售企业中购物！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当1998年底，三星集团的大卖场HomePlus开设后，在其宣传人员的有效推广下，各门店每日营业额至少有100万美元，研究者形容其情景是“即使工作日的上下午低峰期也是人山人海”，他们补充了一句“入店人数起码是家乐福的两倍。”
甚至家乐福有时会产生一种“腹背受敌”的感觉。在前边，当韩国政府参与倡导的“国货运动”兴起，由于家乐福的外资形象，消费者潜意识中会将它货架上的商品都当作“外资”的；在后边，大量当地供应商中，一部分是几大本土财团的下属公司，另一部分则似乎更愿和本土超市打交道。沃尔玛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这家全球范围内的巨头在韩国却不得不屈居于二流兵团之中，远望着折扣零售市场的老大E-mart飞速发展。沃尔玛所依仗的全球采购，在韩国消费者的民族情结影响下根本发挥不了其应有的作用；而在争夺本地供应商的战场上，它也处境不妙——“现在沃尔玛的当地采购能力还比不上E-mart，后者及其财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将数以千计的本土供应商招于麾下。”LG集团的投资专家分析道，而那些供应商和E-mart之间的关系并不能用简简单单的一个“利”来解释。
文化的弱势
那位LG的专家用下边的话结束了自己的分析：“E-mart整整花了7年才做到今天这种地步，而像沃尔玛等外资零售商在韩国的市场运作才刚刚开始。”
如果仔细想想，这句话的内在意味很难说清，是对E-mart的肯定？是对沃尔玛的期待？
其实，沃尔玛本身对先期遇到的困境并不在意，他们的管理者认为这很正常。沃尔玛亚洲区的总裁乔·海萨尔德平静地说：“在韩国，我们不必着急，因为赛跑才刚刚开始。我们对这里的市场有信心。”
同样，家乐福也在沉闷的发展期后逐渐适应了这个环境和其中的对手——这种“适应”原本就是它所自认的品质之一。当然家乐福的改进措施远非加强与员工沟通、加强本土采购力度、加强工资外的成本控制那么简单。“在家乐福，你总是能找到一些在其他超市找不到的东西，它们的价格也合适。”一位顾客说，“而且这里的购物环境很像美国的商场，让人感觉很方便。”
这位顾客至少说出了两种关键的因素。第一，家乐福对大部分单类商品的选择是非常细致的，这得益于其管理者和采购员的经验和辛勤。要知道，能在众多的综合性超市中让自己货架上的商品显出一种特色来，这绝非易事。第二，从另一方面说，韩国的顾客也在慢慢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朝对家乐福有利的方向发展的。韩国家乐福店一般都离市区较远，需要驱车前往，但大多数顾客对此并不在意，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家乐福店有一种“高层次”的气息，那里的通道很宽敞，装修也不错，光照显得明亮洁净，适于一种休闲式的购物。这些对于内心倾慕欧美时尚的人来说，颇具吸引力；可是一些韩国人并不清楚家乐福是哪个国家的，而许多媒体在介绍它时也有了无意的误导，例如称家乐福是“法国人的沃尔玛”，这是让顾客产生误会的原因。
上述第二点涉及一个问题，这也是家乐福和沃尔玛对韩国市场的信心所在，即：文化本身是在变化的，而且零售商的行为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的消费者行为。支持他们信心的更重要的两个问题是：
第一，本土企业从本土社会文化环境中得到的不仅是好处。也就是说，传统性对于韩国企业来说往往也是深具害处的。
韩国的现代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没有完全意义上的西方化——学习自由民主而没有学到家，这也是极为痛苦的一件事情。在韩国，不仅保留着家长式的权威主义政府，还存在着家长式的企业经营体制。的确，工人们默默无闻、埋头苦干，但惟命是从、不尚效率的官僚气息也同样在这里生长起来。
这种官僚气和相应的家长制作风在企业中蔓延，它有什么具体后果呢？举一个方面的例子就足够了，新加坡南洋大学的夏扬博士指出：新加坡服务业的一大问题是，公司上层没有授权给第一线员工的习惯，这让第一线员工没有足够的灵活性来作决定，并且不能在第一时间里给予顾客满意的回应。其实不独新加坡，所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商业服务型企业都有这种毛病，这不是仅仅用经验少就能解释得清的。
更糟糕的是，官僚主义与管理企业的政府部门紧紧缠绕在一起，给企业加上了第二道枷锁。以韩国企业申请开设大型连锁超市为例，从申请、联系、填表、文件递交到正式核准为止，最长需要790天。韩国业界对此抱怨已久。
第二，很难说会有企业能凭借外部的文化环境来打败对手，反过来说，家乐福或许并不是特别担忧在韩国所遭遇的文化障碍——许多历史似乎都证明，文化拼不过雄厚的实力、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而有效地融入当地也是跨国公司的经验之一。
一些人认为，HomePlus之所以能一时压倒来自法国的对手，是因为三星的合作伙伴英国TESCO的支持；而沃尔玛一时落后，是因为E-mart提早跑马圈地占去了会员制折扣店市场的三分之一（理论估算）。这的确削弱了“文化论”持有者的说服力。
但是，请相信，当大批的亚洲人士参与上述讨论的时候，其实，文化这东西正在他们背后悄悄地起着作用。 (中国商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