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中国行业竞争激烈程度的日益加剧，越来越多的商业企业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艰难的抉择：要么甘冒风险实施企业产权变革，等待改革者的也许是从里到外的“混乱”和“地震”，要么坐以待毙终被市场淘汰，连年亏损直至资不抵债。从近几年的实践看，商业企业忽视或避开了产权制度改革，更多地去谈代理制、连锁经营、物流配送和电子商务。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产权问题又是始终绕不过去的坎。
产权演变
我国商业产权制度改革起步于1984年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改转租卖”，股份制改造，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兼并收购，商业企业规模得到改善，企业竞争力得到加强。1994年8月中国商经学会曾经开过一次全国性专题研讨会，就概念、特性、必要性、目标、内容、出路、对策6个方面进行了讨论。多年来，特别是1992年我国对外开放商业零售业，在中外商贸企业的竞争中，促使我国商业企业产权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
首先，产权主体变得多元化。国家工商总局近日发布了2002年上半年内资企业发展报告，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近年来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成效。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正在逐步淡出；而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国有经济正在做大做强。据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的国有企业比去年底减少4.84万户；国有商业和国有控股商业企业所占比例下降。国有中小企业大部分变成合作、合伙、私有企业和个体商户，少数网点变为国企的连锁店。1978年国营商业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例高达54.6%（加上集体的公有经济所占比例为97.87%），到2001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8％，集体经济占15％，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占45％，外商投资及港澳台占2％。因此，大店多数变为混合经济即股份合作制公司、股份公司和中外合资公司，也保留了部分国有独资公司；大店中国有股持股比例由大变小，政府干预由强变弱，由老三股（国家、企业、工人）向新三股（国家、法人、工人）转变。
1992年对外开放商业领域以来，外商投资企业已有475家，港澳台有221家，都是采取合资和合作形式，使商业企业单一投资主体发生了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初，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至今，混合所有制企业已成为主体，全国现有股份制商业企业3700多家，上市公司100多家。
其次，一批大型国有商业企业集团在兼并重组中诞生。近几年来，商业资本兼并重组十分激烈，各地商贸流通企业集团发展较快，如北京迅速形成了首联商业集团、王府井东安、西单友谊、超市发天客隆、物美等一批有影响力的大型流通企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国家计划在“十五”期末建成一批销售额在300亿元以上、对市场有控制能力的大型物资企业集团，并且建立2-3家销售额在300亿元以上的商贸企业集团，形成一批50-100亿元销售额的大型商业企业集团。
典型示范
公开竞投及内部股份合作制—珠海国有商业企业全面退出商业直营领域
珠海市国有商业企业前几年的经营业绩一直呈下坡态势，而国家对境外商业零售企业进入的限制越来越宽松，竞争愈演愈烈，国有商企在零售业上失去了优势。在商业产权改革过程中，珠海市较好地实现了国有经济有进有退，以退为主的战略构想，使用最多的是公开竞投及内部股份合作制，企业出资者要么换成内部职工，要么换成民间资本，要么是市属国有以外的企业组织。珠海国有商业退出直营领域，该市也成为广东省第一个国有资本全面退出商业直营领域的城市。这为今后做大珠海经济总量，建立与区域性中心城市定位相一致的商贸体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改制后原来的国有企业通过彻底“换血”，充盈了实力。多元化的零售业将直面更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加入世贸后，珠海地方零售业的产权改革对有效抵御外资零售业的冲击，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从小到大，从易到难，从靓到丑”—青岛商业系统推进国有资本退出的三部曲。
同样是“以退为进”，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青岛市商业系统加快企业战略性调整的步伐，以国有资本的退出为突破口，推进产权多元化。“从小到大，从易到难，从靓到丑”成为商业系统推进产权改革，加快国有资本退出的三部曲。
2000年下半年之前，青岛商业系统还是以“小”退为主。退出国有资本的都是一些“小字号”企业，如整体退出的美容美发、洗浴、照相等三个行业，企业规模小，职工人数少，有的企业资产质量还相当不错，因此许多企业都是抢着要退。这些行业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已经习惯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激烈竞争，退起来相对容易。2001年的退出企业则转向了“大”，过渡到了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职工年龄老化、意识转变慢、承受能力差，缺乏走向市场的心理准备和素质准备。所有退出的企业全部亏损，其中许多已经严重资不抵债。面对如此多的困难，商业系统还是进一步推进了产权改革。截止到今年上半年，在青岛市商业系统124户企业中，实行产权制度改革的达到121户，占97％以上，从88户改制企业中完全退出了国有资本，占企业总数的70％以上。今年上半年全系统营销总额又同比增长了12％以上。
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上市企业模式——武汉市武商集团。
武汉市武商集团是一个老的国有大型商业企业，1996年武商集团进行股份制改造，1992年在深圳上市，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的商业上市公司，他们先后向社会公开发行了4期股票。经过扩股、配股使集团的资产由原来单一的国有企业成为多元化的混合经济企业，形成国家、社会法人、个人所有的多元化的经济结构。
国有股控股、全员持股、经营者持大股的股份公司模式——湖南友谊阿波罗公司。
湖南友谊阿波罗公司是1999年在长沙友谊公司和阿波罗商业城进行资产重组的基础上成立的大型商业企业集团。1999年9月这个公司经长沙市有关部门同意后，进行了产权改革。其做法是：首先由资产评估所对公司的全财产进行了价值评估。对改制企业的产权进行了界定。对国有资产和企业集团资产予以区分，在此基础上，将企业的集体资产一次量化到职工个人，职工个人享有受益权，并实行个人配股。按上述精神，友阿公司在总股本中，分为国有股、职工股和经营者与企业外自然人股。
国有股退出、公开向社会出售，由经营者买断产权，职工自愿认股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浙江余姚华联商厦
该公司组建于1992年12月，连续6年为本市销售额最高的企业，1999年初在市政府的批准下，余姚华联进行改制，国有资本全部退出，其做法是：首先对企业资产经过评估，面向全社会出售，在坚持三公开的基础上，由市场决定产权转让价格。实行公开竞拍，最后以杨军（原总经理）的竞价成为受让人。其次议定了资产转让的相关条件。第三，在企业内部，在自愿原则下，其他经营者和职工个人可以入股。完成了国有资本的退出，民营资本的进入，实现了企业的转制。
国有股退出，由全体员工买断产权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模式——河北省唐山市华联商厦。
河北省唐山市华联商厦是一家国有商业企业，1994年开业，经扩改建，营业面积达1.3万平方米，职工1175人，2001年销售额达1.1亿元，利润231万元。根据市政府规定，由全体员工买断产权，商厦领导班子、中层管理人员和职工，自愿认定，实行股份合作制。
尽管改革模式不一，但改革后带来的效果却都是显著的。
改制给企业注入了生机，带来了活力，也有了市场运营的资本。
1986年改制前，武汉市武商集团营业面积1.8万平方米，职工2500人，营业额2亿元。现在武商集团拥有的总资产32亿元，营业面积25万平方米，员工1万多人，年销售额达36亿元，每年净资产利润率达9400万元。经营领域涉及零售、批发、房地产、物业管理、餐饮娱乐、电子产业及出口等多元化经营企业。
湖南友谊阿波罗公司改制后当年见效，上缴税收超过1亿元，成为湖南省第一大户。来自友阿的最新财务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在整个消费品零售市场增势减弱、传统百货业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友阿集团实现销售额14亿元，与去年同比基本持平;实现利润4500万元，同比增长10.9％，成为全国百家大型商店少数利润增加的企业之一。
这些企业普遍开展多业态、多行业的多元化经营，同时运用资本通过参股、租赁、并购、管理输出、发展连锁经营，进行资本扩张，不断壮大企业的规模，使企业走向了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
任重道远
商业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依然留下了许多需要探索的课题。在前不久，中国商业经济学会与中国商业政策研究会联办的第36次“中国商品流通论坛”上，万典武、李禧华等一批商业专家为商业企业下一步产权改革提出了新建议。
第一， 应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加入WTO后，国内外市场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按照WTO规定，各成员政府仅仅是市场竞争规则的制定者，不是市场竞争的直接参与者。这就要求企业尽快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当前，全国许多商业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还很不完善，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一人挑的现象十分普遍，董事长与企业总经理合二为一、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分离，“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与“老三会”（党委会、工会、职代会）的关系处理不好，权利、职责、义务还未明确。
第二， 股权结构不合理。国有和国有控股的国有商业企业偏多，没有按规定设立独立董事；国有股“一股独大”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大面积国有企业改革之所以艰难，实质在于四个不到位，即出资人不到位、治理结构不到位、财产（盈亏）责任不到位和职业化经营者不到位。
第三，母子公司的体制基本没有建立起来。先前的典型都是集团公司，而且在业务上也已经是多元化的现代商业，又有科技、工业、饮食服务、房地产等，不尽快建立母子公司体制，理顺公司内部管理体制，企业的发展会受到一定影响。
第四，应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应尽快制定国有资产管理和运营规则，将国有商业企业的资产出售，有许多问题需要明确：国有资产出售收入归谁占有？国有资产卖给谁？现在出售国有商业企业产权，很多人没有能力购买，中国还没有200亿元的“资本家”，因此在理论上就出现了一个“权贵资本家阶级”。仅仅靠国有企业自身改革还不够，必须要争取政府的支持。现在国有资产管理由原来单列转变为国家财政部统一管理，从体制上讲是不顺的。
第五，关注国有商业产权改革后的国有经济私有化问题。首先，国企改革的实质是非国有化。部分私有化是趋势，不是绝对不留。商业作为竞争性行业，国企应逐步减少到必要程度。既然政府承认曾经犯过国有公有经济扩大化的错误，就应该对非国有化非公有化的改革加以纠正。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适应社会商业的需求，国有商业企业和网点变为个体、合伙，私营商业就是私有化。其次，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变为或置换为私人资本，从社会资本角度，绝对额和结构变化这也是一种私有化。一个100%的国有独资企业，产权改革后，国家股只占1/3，其他都是企业家和职工股，这种向混合所有的转变，就是企业性质部分私有化；最后，企业是国有还是私有其性质和目的职能是不同的。国有企业和资本属全民所有，按国家意志和利益支配、管理、使用，目的是满足全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经营盈亏要服从目的。而私有企业和资本，第一要义为自身追求盈利，在适度的法律和竞争的条件下，可以使其获得合理的盈利，同时也为其购销客户提供相应的服务，但由于两者的性质目的有别，其手段和社会效益往往也有质的区别。
产权制度改革是中国商业企业现代化的基础。与会专家认为，对一些产权改革后仍然微利和亏损的企业，应当明确提出第二轮产权制度改革，并从以下3个方面深化产权改革：
第一，大幅度降低国有股的比率。现在一般国有股占1/3以上，这成为政府指派董事长、总经理的根据，形成政企不分，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减持国有股，增加非国有股，这是增强企业内在动力和推进政企分开的基本前提；应当看到，相当一批上市公司名为股份制，实则是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内部人治理，管理严重滞后，导致企业上市后“一年盈两年平三年亏”，而湖南友阿在“两项改革”之后及时跟进的“经营管理一体化”变革，有效地解决了国有商业企业改制和股份公司上市后普遍存在的“以改代管”、“重改轻管”、“只改不管”的严重弊端。
第二，减持国有股，应经过科学的资产评估和公开的比较合理的价格有偿转让国有股。可以划出一定比例的国有股向职工有偿转让，组织职工持股会推选代表参加董事会；地方政府要有政策措施和统一安排。一些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可以把国有股全部公开招标转让给经营者或其他社会法人或自然人，也可以依照股份合作制的方式，全部转让给本企业的经营者和员工。
第三，稳步推行经营者持大股。企业的主要经营者和管理层在公开竞买中持有大股，改变股权结构，但必须防止暗箱操作，侵吞国有资产。管理劳动是极为复杂的劳动，管理者操心费神，殚精竭虑，担惊受怕，承担风险。他们持有大股，企业的成败同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在产权和劳动制度改革中也应探索试行高层经营管理层和专业技术人员股票期权制度，也可以解决经营管理人员贷款持大股的“合法性”问题。
有的企业领导人为图职位稳定有意放缓了产权改革的步伐，“官本位”的传统思想也使一些领导人宁要“乌纱帽”，不要“持大股”，目前，中国的激励机制、经理人期权尚未到位，这也压制了相当多商业企业决策人的积极性。
国企改革的终极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市场主体。而产权改革无疑是实现国企二次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口，这也是制度创新的根本。商业企业现代化，既要跨越流通经营方式创新的障碍，也要突破劳动制度改革的瓶颈，更不能忽视产权制度的改革。热衷于谈论业态创新，追求时髦概念，无疑是本末倒置、缘木求鱼。
老化的机制束缚在商业企业身上，就谈不上股权多元化，就无法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就像两只兔子在赛跑，本来大家速度相似，可其中一只背负了一块沉重的大石头，怎样也跑不快。商业企业就要做一只甩掉石头的兔子，努力向前奔跑。（商业时代 记者余石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