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15年，他活在两个泾渭分明的世界里。白天他是犀利果断的公司主管，夜晚和周末则埋头写作。”这段话来自汉学家奚密的随笔集《诗生活》中的一篇文章，描写的是德纳·卓雅，美国统一食品公司副总裁。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著名诗人，美国书卷奖获得者。
　　
    那篇文章的题目叫《商人与诗人》。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在目下的中国，商人的崛起与诗人的没落已是显著的事实，当然将二者相提并论的探讨还不多见。长期遭受非议的商人突然翻身，久被视为神圣的诗人风光不再，在这个时代，商人与诗人的地位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变化有最敏锐的感受。吴晓波先生在他那本引人注目的《激荡三十年》的前言中提到，庆幸自己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却又希望这个时代快快过去。这确实是一种微妙的感受，却并非不可理解。一大批知识分子正在以自己的（职业）方式加入这个时代，他们乐于援引柏蒂·福布斯在《福布斯》创刊词中亲自撰写的那句警语：“商业的目的是创造幸福,而不仅仅是财富的堆积。”或者《财富》杂志的创刊人亨利·卢斯1929年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的那段话：“基本上，商业就是我们的文化，因为它就是我们时代的特征，控制我们的生活，……简而言之就是现代企业，企业就是我们的生命，它是艺术家、牧师、哲学家、医生的生活必要条件，……普通人更是随时都必须与企业发生关系。”来表示对中国这个巨变时代的理解，但同时又对这一时代的巨变能否真正带来幸福心存疑虑。

    知识分子有着天然的描述和阐释时代的话语优势，即便是在“商人不但占据了社会财富，而且试图去影响社会思想”的时代，他们看似轻松发表的意见仍然显得比那些商人的看法深刻。他们认为铺天盖地的广告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其实隐藏着巨大的消费主义陷阱，并无法产生真正的幸福。这样的意见显然对消费主义和重商主义风行的中国有着深刻的意义。

    不过，正如从眼下重商主义的观点看来，历史上长期的轻商抑商的观念是一种偏见，对诗人来讲，这个时代的冷落也能反射出他们长期所受的关注、包括由此获得的某种幸福感其实同样虚空。在中国，诗歌有些近似于龙，被广泛传诵、备受推崇、目为高雅；人人似乎都能谈论一二，却无人识其真面目；好之者往往长期拥有良好的名声，甚至有时自己也弄不清楚爱好的到底是这种感觉还是这种“神物”本身。今天这种良好感觉一旦消失，诗人们便顿觉寂寞，继而不满，一些不甘寂寞者试图弄出些动静，却往往被看作笑话。

    好像有人说过，从事艺术者注定要面临两点：一是你要极端的寂寞，二是你基本上不能以此为生。这话对今天的诗人可能最为适用。诗歌本质上还是要抒发诗人内心的深沉感受，至于由此获得一些外在的声誉、地位或者其他，都不是诗歌的正当目的。社会分工和职业化或许对人的生活产生了压力，但不论怎样，只要有生命感受，就会有诗。正如奚密在文章中说的，“商业世界的功利与妥协和诗歌世界的纯粹与执著相悖，但是前者提供了另一个生活空间，未必不是对后者的一种平衡，一种解脱。”个人无法选择时代，但即使在高度物质化的时代，也不会放弃追求幸福的冲动。诗歌可以是一种获得幸福的途径，只要能够保持其核心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讲，商业和诗歌仍可共存，商人与诗人仍可统一，甚至可以说，商人与诗人，这两种现在和过去都经历了不正常的偏见和礼遇的身份能够平和地相处时，说明一个理性的社会正在形成。

    不妨读一读德纳·卓雅的诗句，里面并无物质世界的驳杂，而是充满平静：

    生命的大部分活在我们的内心——　那些忧伤日志，未曾坦诚的爱　难以吐露的痛，不会因为无言　而不真实。我们所隐藏的永远　多过我们敢诉之于外的，永远。　想想我们写给我们亡魂的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