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悟零售|人最缺的还是运气与毅力 | ||||||
| 作者：周勇；出处：《店长》2008年4月号 总第34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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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外婆总结说，第一年没有考上是因为考前没有吃鱼头。第二年高考前那个早晨，我是吃过外婆为我做的黄鱼鲞头去赶考的！ 30年前的1978年，是国家的转折，也是我的转折。高中毕业，赶上了考大学的好时光。可惜差了30分，接着就在老家务农，做小工，学手艺。 是母亲为迷茫中的我指明了方向：放弃土地征用“农转非”的机会，继续复习参加高考。这是改变我一生的最关键决定。经过半年多的复习，1979年我如愿考上大学。这对我们这个“黑色的家庭”来说是一件天大的事。那时，我想到了父亲。父亲因为政治主张不同，在我出生不久后就被发配到了西部，我只知道他在柴达木盆地，他不可能中途返回，我们也从来没有去看望过他。家里只有父亲的一张单寸照，我对父亲的印象完全是概念上的。 那时候的大学录取率不到5%，成绩一般的我之所以能侥幸考上，主要是靠运气与信念。我外婆总结说，第一年没有考上是因为考前没有吃鱼头。第二年高考前那个早晨，我是吃过外婆为我做的黄鱼鲞头去赶考的！ 高考成绩出来了，我记得比录取分数线高出32分。当时我连大专与本科也分不清，但老师说的话我觉得很有道理：改革开放了，商业应该比较有前途。就凭这句话，我填报了商学院的商业企业管理专业。大学四年所学的知识没有多少能在以后用得上，最重要的是培养了一种学习的习惯。“打算盘”是商科学生的基本功（这有点像现在学计算机），每天晚自修，整个教学大楼全是“噼劈啪啪”的算盘声。配合政治经济学的学习，我们自觉组成了《资本论》学习小组。这些练习与学习，对以后有帮助的不是学习所掌握的知识，而是学习过程本身，是一种学习习惯与思考习惯的培养。从总体来说，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很长时间内，无论规制还是意识形态都基本上是传统、计划的、甚至僵化，更不要说在上世纪80年代了。 大学毕业后我被国家统一分配到上海工作，那是上海市政府财贸办公室下属的一所成人学校，党校与干校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运作。我到学校那一年，为了帮助财贸干部过“文凭关”，“财贸干校”升级为“财贸学院”，开始培养大专干部。那时候的学员对知识的追求用“如饥似渴”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他们对一个观点、一种理论、一个疑问，会长时间、无休止地讨论下去，甚至会争得脸红耳赤。学员的年龄一般都比我大，像我这样从校门到校门的年轻教师，唯一的“优势”就是有一张学员还没有得到的“大学文凭”。 当时我们并没有多少“粮草”，有点像“软脚蟹”，稍有不慎就会被学员叫停而“下课”。我所工作的这所学校，是上海财贸干部的摇篮。上海市的大部分财贸干部（包括许多现职领导干部与商界领军人物）都曾经在这所学校进修过，不管他们现在的学历是什么，他们初始的大专文凭大都来自这所学校。但有很多人都不愿意提起自己毕业于“上海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也就是其后的“上海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或现在的“上海商学院”），也许他们觉得毕业于“财大”或“交大”更体面，但我知道他们是在哪里获得了第一张“大专文凭”。他们有责任承认自己的母校，有义务为自己的母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是他们应该做的事，他们有能力为母校做事，这也是他们的荣耀。 记得我刚到学校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随上海市财贸系统干部到崇明去调查中央82年1号文件的贯彻落实情况。调查中我们发现，对农村承包经营的看法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承包好，另一种认为承包是倒退。崇明县畜牧局局长流着眼泪对我们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对同一个问题有如此截然相反而且真诚的意见，真的使我很有感触。 在校连续工作15年给我的最大感受是：人最缺的还是运气，但幸福的日子是创造出来的，与坚强、毅力及意志分不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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