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92派”的典型人物，冯仑以“江湖”的方式终结了自己的“江湖”。

　　冯仑坦承在完成 《野蛮生长》之后才发现，思考落地时，恰值“改革开放”敲响了三十年的钟声。事实上，“三十而立”的钟声，更像是一次深长的喘息，是面对未来岁月的自然敬畏。

　　封面上标注着“一部民营企业的心灵史”的《野蛮生长》，记录了中国民营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的胎变、蜕化以及所取得的卓著成就。尽管从这本书中，读者已经足以领略到作者从“江湖聚义”到“制度为上”的脱胎换骨的真实转变，但仍然可以从《野蛮生长》中随处撞到作者无法尽弃的“江湖气质”。

　　海口聚义
　　1989年12月，冯仑乘坐着一架军用直升飞机从广州飞向海口。他对海口的第一印象是“没有红绿灯”，这也正是1990年代初期的“十万下海者”遭遇的经济秩序现状。那时中国没有《公司法》，一个公司责权利如何划分、组织结构如何清晰，均没有任何先例可依。

　　1991年，六个毫无商业经验的书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和刘军在海南聚义，开始行走在一条没有既定规则的创业征途上，六人平起平坐，利益均分。

　　这种“梁山好汉”式的结构模式，在初期会显现出其乐融融的开山气氛。从一开始冯仑就不像纯粹的商人，倒更像是侠客，侠客可以仗剑而行，但商业世界却不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较量，那是在商业秩序、制度安排上的较量。而这些对于喜欢打破规则的侠客而言根本是一件没有概念的事情。

　　万通六君子，最终曲终人散，和平分手，各自为王。

　　几乎在同一时期以郭广昌为首的五个大学同窗好友共同创业的上海复星，最初便是郭广昌一股独大，主次分明，与万通的“梁山”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稳定的结构，的确值得所有企业家艳羡，但过于珍稀的东西，却难以成为标本。中国的公司成长分多聚少，以致于人们认为复星的同学合作模式，几乎没有“标本”价值，而万通六兄弟，虽然分道扬镳，却成为了商界忠义精神的象征与标本。 
　　
　　变革在路上
　　冯仑在书中记录的另一位企业家是王石，他区分牟其中与王石的一个指标，是二人的语言系统，冯仑说：“王石的语言体系已经是80后了。”

　　对于民营企业的代际，冯仑概括为三个阶段，从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为“前公司时代”，或者说是个体户时代，代表人物是年广久；从90年代初到2001年为 “公司时代”，1993年《公司法》正式出台；从2001年到现在为 “新经济时代”，一个关键的驱动力是“资本市场”。

　　民营企业的三个发展阶段，越往前，环境越复杂，人的做法也很复杂，越往后，条件越单一，公司运作越简单。

　　对于政商关系，冯仑身边的企业家向他展示了代际转换之间的企业原则剧变。这种变化也正映照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经济环境的演变。2001年中国加入WTO前，中国企业需要与资源博弈，而资源的垄断特性，注定民营企业需要通过的关卡繁多；2001年之后，融入国际市场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市场的杠杆作用开始发酵，纳斯达克的巨大魔力把新经济的游戏规则带入中国市场。仅就商业用地而言，地产民营企业终结了十数年的土地灰色博弈，转而把目光注视向资本市场。

　　从起点的简单，可以看到未来的简单，而对冯仑这样的老兵而言，过去复杂，必然成为走入未来的巨大成本。抛弃过去，除了理智，还需要一点“野蛮”，这样的成长方式既映照着过去三十年的辉煌，也透射着无可回避的悲壮。好在，不管怎么样，大家还都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