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繁荣最关键的原因是：凡是企业能办好的，就让企业去干，凡是企业干不了的，就由政府来办。

    最近，在一片“国有化”救市呼声中，商业主管部门也在思考如何进一步培育商业“国家队”的问题。我觉得，商业主管部门在做强做大企业过程中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它们的智慧与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靠政府折腾不出“国家队”。它们的权限应该严格控制，权限过大且没有控制就必然导致腐败，这不仅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也是国际规律。早在2004年7月，商务部就公布了我国流通领域重点培育的全国20家大型商业企业集团名单。为了进入20强，企业写材料，报情况，请专家，做规划，迎领导，上北京，把企业当家人折腾得够呛。后来真的评上了，不但没有享受什么实质性政策，还依然不断折腾，常常被商务部的处长、司长、副部长们召见进京，毫无进展地讨论问题。

    国有零售业该怎么办？我认为，国有零售不存在有效发展问题，最好的出路是体面地退出。先看一个故事：

    从前有个小地主，家有良田百亩，雇农4个。他用传统的高压政策管理雇农，结果是消极怠工，收成下降。后来有一位外国传教士指导小地主采用民主管理方式，对长工发固定工资，并规定奖罚条例，结果使收成提高了50%。成功鼓舞了他做大事业的决心，于是向其他地主购买了100亩土地，又招聘了两个雇农，期待来年有更大的收获。但事与愿反，土地翻倍，人手增加，收入仅增长了10%。问题出在哪里？从六个雇农的相互争斗中，地主似乎明白了问题关键所在：除了地主本人外谁也不关心收成。他决定推行承包制，将土地分为六份，采取招标方式确定承包人。承包以后，六位雇农热情高涨，收成增长了100%。结果，那些小地主们纷纷投靠大地主，于是便成立了“土地合作经营联社”，使土地扩大了10倍，达到了2000亩。结果却令大小地主十分失望，收益只上升了1%。原因是大家承包以后只考虑到局部的、眼前的利益，忘记了公共的、长远的利益。
   
    通过采取多项调整措施，上述情况才有所好转，土地也增加到了4000亩。但接着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主要是：干部激情减退，有抵触情绪；中层缺乏沟通，工作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收益减少，利润下降等等。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联社首先是造势，营造一种面临巨大困难的紧张气氛，为变革做好思想准备；其次是要求各级联社管理机构要树立服务观念，改“管理农户”为“服务农户”；再次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基本工资占50%，按月发放，年终奖占40%，年底发放，福利、医疗保险占10%，按月提供；最后一条是把奖罚权与管理权统一，收入与绩效紧密挂钩。这四条政策出台以后，联社的经营业绩大幅度提高，地方官也受到了上级的大力表扬，并各有升迁。于是，上级领导在地区经济发展会议上通过了三年内将县内十万亩土地纳入联社管理的决议，并责成县里迅速落实。“联社的快速扩张”于是就成了省政府经济发展的十大重点之一。在县府的正确领导和支持下，加上联社自身经营上的优势，一年时间，通过购并和加盟，联社的土地经营规模就已经达到了5万亩。兼并以后业绩如何？平均每亩收益比上年下降高达40%，低于没有购并前土地的平均收益，联社还背负着10万两银子的债务。联社内外交困，进入了最危难的时刻。面对未来，路在何方？地主感到身心疲惫，无所适从。

    这是《地主的奋斗》所讲述的关于古代“小地主”变“大地主”的故事。小地主做大了以后，地方官想把他做得更大，结果负债累累、内外交困、走投无路。

    其实，由政府推动，无论是以“进入世界500强”为目标的整合，还是供应链的整合，实际上都是十分可笑的。这种整合甚至比上述的古代地主还不如。地主之间的整合还是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现代的许多整合则往往是想当然，或为了特定的非经济目标，企业战略目标导向十分模糊。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从产权关系来说，这些企业在整合前基本上都是国有控股的公司，既然是国家的，作为产权代表就有权来做这个决定。无论是为了应对竞争，冲世界500强，产业链优化，或是打响品牌，由政府出面来做决定也是合情合理。这不仅符合“资本选择”的经济学基本原理，也符合中国的特殊国情。

    学一学古代的那个小地主，我看是很有益的。小地主在开始联合的时候考虑的主要是经济利益，每次遇到问题，也总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围绕经济问题做经济工作。用现在的话来说，小地主是有市场头脑和管理手段的。小地主后来面临的大问题，不是他自己造成了，而是州府官员强加给他的。这给我们的思考是：政府应该干什么？作为产权代表应该干什么？1980年代末期国内曾经非常广泛地探讨“香港繁荣的原因”，有地理论、制度论、大陆支持论等七、八种解释，但最后有人认为，香港繁荣最关键的原因是：凡是企业能办好的，就让企业去干，凡是企业干不了的，就由政府来办。

    中国的企业在“小闹闹”的时候也像小地主那样是非常理性的，经济利益高于一切，甚至是“有奶便是娘”。等到企业做大了，就不是那么理性了，老板或经营者个人的好恶对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上头与外头”对企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所以，单纯依靠市场机制与市场行为，往往难以实现有效的整合。老板之间虽然相互不买账，但对上级的安排却不敢怠慢，经营者尤其是任命型经营者更是“以授命为天职”。在这种情况下，用一种高于企业、高于经营者、高于市场的“外力”来打破分散对立的现状，推进企业的联合与变革，应该说是一种很有效的办法。

    问题在于：易整难合。整起来以后怎么合？整是整理，把相同的东西归到一起；合是糅合，把归到一起的相同的东西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整比较容易，难的是合。其实，我们现在整起来的东西，一是不相同，客观上形成不了规模优势；二是背负着陈年老帐，历史包袱沉重，既不是强强联合，也不是强弱兼并，而是劫富济贫，很容易拖跨强势的优质企业；三是国有企业从上到下缺乏强烈的进取精神、市场意识以及适应市场的能力，而且论资排辈，浪费严重。整合应该追求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通过打破现状，推动变革，实现新的发展，体现新的经济与社会价值。否则，就没有必要整合。其实，国有商业不存在如何有效发展的问题，它至多也是一个如何体面地退出的问题。现在有不少地方把国有的或有政府背景的商业折腾得越来越大，到最后恐怕也会像那个地主那样，难以收场。政府不能对经济与企业活动太多情。

    很多事实表明，零售业的大组合不太成功，零售业的小组合比较成功。所以，应该尽量避免不同性质的企业的胡乱合并，这样的规模不会产生多大的核心竞争力，反而会因为增加内部管理成本而削弱核心竞争力。合并同类项的整合效果相对来说就比较好。

国有商业上市虽然是一个出路，但仍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假如国有控股的话。我觉得国有商业不存在有效发展的问题，这些零售商业，应该完全市场化，国家应该全面退出，出售所有股份，这些钱不能作为部门所有，应该收归国库，然后分配给低收入的、困难的家庭用于日常消费，应该分配给农民用于他们的子女上大学。这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很有效的办法。国家富不如百姓富，国家掌握的财富多了，容易产生腐败，百姓掌握的财富多了对政府就更挑剔，这样就会促进政府为百姓做得更好。所以，减少腐败的有效办法是削减政府官员的权力，控制政府官员的权力，公开政府官员的权力。国有零售商业什么时候能够退出历史舞台？我期盼着那一天的到来。
（作者系上海商学院流通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