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是千百年来中华管理文化的最核心，更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领导人亟需具备的经营思维。王道与霸道是相对的观念，前者重视包容与融合，后者强调征服与压制。现代企业的管理思维与模式大多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金融海啸发生之后，西方资本主义与管理模式的适当性与永续性也愈被强烈质疑。

　　以德服人  何必割喉竞争

　　《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所谓“王道精神”，源自2,000年前孟子主张的“王道”政治。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霸”与“王”的差别在于前者以“力”而后者以“德”、以“心”，孟子主张将政治与道德合一，“以德行仁”，以“王”天下。

　　中国历代盛世政权重视文治不亚于武功，在对外关系上也多强调文化交流与融合，而不是武力的征服，其基本思维即为这种“王道精神”。

　　明朝郑和率领240多艘海船七下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行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占领土地，不敛取收刮当地财物，可以说就是王道精神的体现。

　　王道精神表现在企业上是师法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与老子的“不争之争”、“无为而无不为”，尽量避免与其他同业正面冲突、彼此对抗，或置对手于死地的“割喉竞争”。

　　中国境内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英商滙丰银行，在2001年即重返中国市场，除透过在地人才的培训长期布局、取得中国伙伴的信任外，并间接收购台湾中华银行以抢攻台商业务，避开当地银行的竞争，可说是王道精神的体现。

　　日本京都陶瓷经常对陷入经营困境的企业伸出援手，实施“救济型购并”，同时采取不裁员、开放式沟通、邀约员工参与决策的方式，取得被购并企业员工的信任，进而一起为公司打拚，也是一种王道精神的呈现。

　　王道企业家致力于事业成就与人文关怀的平衡，兼顾企业个体与社会总体的需要，追求整体的统合与长期的发展。宏电脑施振荣、京都陶瓷稻盛和夫、穷人银行家Muhammad Yunus以及康宁玻璃James Houghton，都可说是王道企业家的代表。

　　王道企业家既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特色，也可以作为西方企业培养领导人才的一种典范。换言之，这是一个中西企业都可以运用的前瞻管理观点。此时提出此一观念，具有重要的时代背景与意义。第一，中国的“再崛起”为华人企业的全球拓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其次，中国企业家与领导人正在思索具有中华文化特色又能结合世界潮流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更重要的，金融海啸导致全球经济板块重组，西方企业开始反思过去的作为，积极寻求创新的管理模式与思维。

　　截长补短  融合管理精粹

　　迄今为止，再崛起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还是对立超过和平相处。西方关心的议题是中国威胁，中国谈的却是西方跨国企业如何殖民中国。另一方面，美国在金融海啸中受创很深，但是，大部分的检讨仅停留在经济议题，没有反思到根本的文化、价值观与管理层面。

　　事实上，美国的管理，尤其是管理教育，出了很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太强调所谓的“专业标准”，凡事都量化，追求的全是指标，且仅重视单一指标的短期成果；本末倒置的结果，企业经营完全忽略了个人的平衡发展、人本与人文精神，以及多重目标的长期落实。

　　在这种情况下，对夹处于中美两强之间且兼具中国传统思维与西方管理训练的台湾企业来说，王道企业家的精神典范与经营思维显得特别有意义。综观之，新时代的王道企业家应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了解中西企业模式与运作的优缺点，取两者之长、避两者之短，具备跨文化、跨区域的整合能力。

　　──尊重在地文化与风土民情，平衡不同的需要，积极培养在地人才。

　　──统合义与利，社会公益与私人利益，调合短期绩效与长期价值。

　　──强调“服务”的思维，“专业”与“人文”的平衡，重视精神与理念的“传承”。

　　──常保开放、终生学习的心态，从世界各地文化与各国企业吸取新知，与时俱进，创造价值，维持企业的持续发展、永续经营。

　　儒家强调“诚意正心”、“内圣外王”。因此，拥有王道的个人、企业与组织将更有可能永续经营、持续兴盛发展。华人企业应该善用本身的“文化”优势，有信心地以王道精神来面对全球竞争。所谓“君子务本，本立道生”也就是这个道理。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陈明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