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北京伯乐公司Jessica电话的时候，我正在马甸桥旁十平方米的办公室里翻阅那堆成了小山的联合国开发署项目文件。没想到的是，就是这个意想不到的电话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伯乐是香港的一家猎头公司，1995年这个行当还相当神秘，这些从事猎头的“顾问”们（猎头公司习惯叫他们的客户经理“顾问”）穿梭于跨国公司的董事会总经理办公室之间，用鹰一样的眼睛在茫茫人群中为客户搜索理想的目标。之所以说它神秘，是因为当时这个行业还未对外开放，基本还处于地下或灰色状态，而由于职业习惯，顾问们工作起来也总是欲言又止，吞吞吐吐，就像背后隐藏着足以惊天动地的国家机密似的。如今足迹遍布亚洲各国的大名鼎鼎的伯乐公司可以说是猎头在中国最早的潜行者。伯乐不像一个公司，倒更像是一个家族，精明干练的创始人LOUISE就像是这个家族的族长。
依靠和法国家乐福集团高层的深厚渊源，伯乐接下了其创建以来的第一大单：为家乐福物色一名中国人，担任中国区发展总监，帮助家乐福迅速打开这个充满魅力的国度之门。Jessica就是伯乐中国的第一批顾问中的一员。
电话那边的声音很柔和，不紧不慢，娓娓道来，但很有说服力。Jessica曾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代表处工作，经常和我打交道。自从进入了伯乐，行踪诡秘，很难见到她。今天突然冒出来，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她试探着问我是否愿意“下海”去外国企业工作。说实话，我对外企不是没动过心，每次校友聚会那些在外企赚美元的同学总会成为关注的焦点。但真要让我离开我工作了七年的国家单位——当年炙手可热的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外经贸部）直属的负责联合国项目的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丢掉能让我天天和国家各部门处长局长打交道的“金饭碗”，放弃出席联合国会议，失去代表中国在联合国会堂上举手发言的荣耀，我心里不免打鼓。更让我惴惴不安的是，外企工作和当公务员可是两码事，后者是朝南坐的，而前者一定得去四处求人，这种心理落差可想而知。我问Jessica这是家什么样的外国公司，犹豫片刻，她问我，是否知道在三元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边上开了一家法国超市。我说，知道啊，可是好像叫什么家乐福，听上去不像是老佛爷、路易威登这样洋气的法国商场。我的心沉了下去，如果她说的是这家公司，一个超市，那么是不是和我现在的职业反差太大了，值得我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冒险吗？电话那头的Jessica还在用各种方式循循诱导，我有一搭无一搭地听着，但Jessica重复了好几遍的一句话我听进去了，而且至今难忘：“Richard，你一定能行的”。也许是自尊心作怪，一向自视清高的我这次真的动心了。
1995年的中国零售业可以说还处在洪荒时代，在北京基本上就是 王府井西单、双安这些百货店为主导。平时老百姓买菜、买食品和日用品就去农贸市场、国营菜市场、米店、小杂货店，周末节假日才去五脏俱全的百货商场买服装、电器、化妆品、箱包、鞋子这些比较贵重的东西。那时的中国商品流通渠道较为贫乏，还没有出现一家能够把食品和非食品统一在一起让购物者“一站式”购满的大卖场或大型超市。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英美法德这些国家就诞生了不少现代零售业态，超市、药妆店、仓储俱乐部、电器专卖、购物中心等各种业态蓬勃兴起。到90年代中期已经产生了一些跨国巨头如美国的沃尔玛（WalMart）、家得宝（Home Depot）、百思买（Bestbuy）、好事多(Costco)和法国家乐福（Carrefour）、欧尚（Auchan）、英国的百安居（B&Q）、特易购（Tesco）和德国的麦德龙（Metro）等。这些巨头不仅在本土做得非常成功，而且以连锁经营的方式把触角伸向了全球，对中国的这块处女地，这些巨头们思慕已久，特别是本土市场有限的欧洲诸强则心情更加急迫。
当时，中国的零售业对外资来讲还是一块禁地，1992年中国选择了北京天津上海等11个城市作为开放试点城市，但只允许每个城市发两张牌照，而且还不能连锁开店，所有开店的审批权不属中央的某个部委，更不属地方，而是归中国的最高行政机构国务院。这种审批程序本身就给外资在华扩张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在中国国务院批准的15个合资企业中基本上都是港资台资和日资的百货店。当时只有做百货的日本伊藤洋华堂和做仓储俱乐部的荷兰万客隆拿到了中央的两张全国牌照，尽管如此，它们也必须在京沪两地各开三家后才能申请到别的城市去开店，而且必须合资，中方控股。可以说，中国的零售业到处是围栏，戒备森严。外国企业要打开这个市场，难度可想而知。
尽管在政府部门工作了七年，但隔行如隔山，我并不知道零售行业的这些清规戒律。但我知道，中国正在走上开放的道路，我所在的“交流中心”的兄弟单位负责国际双边业务的外经贸部国际司正在忙着中国加入GATT，也就是关贸总协定（WTO，世贸组织的前身）的谈判。我知道各行各业外资都在进来，贸易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现在想来，要是当时对零售行业的一切清清楚楚的话，也许可能现在我还在机关的哪个处室做我的项目文件吧。虽然我是个无神论者，但我相信人有天命。有时候糊涂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不然为什么我们的先哲们要推崇“难得糊涂”呢。
Jessica给我电话的时候恰逢1995年年末，北京的冬天很熬人，外面酷冷，屋里干热，开窗太冷，关窗太热，而且很容易上火。不久前，我和我太太刚从蓟门里九平方米的集体宿舍搬到了亚运村北面的一套居民房里，但这三室一厅的房并不属于我们一家，最大的朝南带阳台的那间是单位里负责后勤行政处的一位员工的，里面堆满了家具，上着一把大锁。我们住在两间朝北的没有阳光的屋子，屋里黑黢黢的，白天也要开灯。幸好他不常来，让我们还能保留一点家庭隐私和安全感。据说，这里的住宅当时是给亚运村配套的，由于建造得很匆忙，所以房子质量不好。
当时在机关工作，分房论资排辈是众所周知的：先睡办公室，然后住集体宿舍，再到与别人合住，接下来才有资格分到一居室，两居室……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能缩短这个过程靠的不只是你的勤奋努力和工作业绩，更多的是八面玲珑的本领和是否有前世修来的好爹妈。所以我和我太太结婚六年还住在享受不到阳关照耀的合住房，这在那个住宅还没有商品化的时代并不奇怪。
已经先于我跨入外企的太太居然说我是颗被泥沙埋住的金子，期待着我破土而出的日子，不管什么时候她总是对我充满了信心，这让我有点受宠若惊。Jessica的锲而不舍让我开始重新审视手里的所谓“金饭碗”，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Jessica并不理会我的婉言谢绝，也许这是每个做猎头的人必须具备的坚韧。她让我帮她一个忙，去见一下对方。再说了，这对我没什么坏处。没想到，这个“帮忙”却让我一发而不可收，从此踏上一条充满艰险，刺激和富有成就感的人生旅途。Jessica和家乐福约定了见面的时间，晚上10点，地点就在北京声名显赫的中国大饭店。
寒风瑟瑟，我太太把苹果牌棉外套披在我身上。在她充满期待的眼神中，我上了一辆红色的夏利。我心里知道，她很希望我能抓住这个机会，虽然这意味着我们将归还好不容易刚刚争取到的没有阳光的半套住房，这意味着失去很多人都不愿放弃的“金饭碗”和政府官员的头衔。
夏利出了小区，很快驶上了安定路，拐角处是人声鼎沸的北辰购物中心。1990年，举世瞩目的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成功举办，该届盛会不仅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12年所取得的成果，也最大限度地提升了北京的国际注意力，同时也在京北地区催生出一片现代化的建筑群，这就是亚运村。亚运会结束后，早在1989年就已成立的北辰集团通过专业的市场化运作使北辰投资物业群名声鹊起，各路商贾趋之若鹜，一度使这里成了与国贸中心等鼎足而立的三大商圈之一。亚运村由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五洲皇冠假日酒店、五洲大酒店、汇宾大厦、汇欣大厦、汇园公寓等建筑和相关服务支持型企业构成，集会展、酒店、公寓、写字楼、餐饮、商业、娱乐于一体，总建筑面积高达47万平方米。而7000平方米的北辰购物中心是作为亚运会的配套商业建设的，但开业后生意非常兴隆，后来居然发展成了北京数一数二的大型综合百货商场。
车往南开，到了安贞桥往东一拐便驶入了北三环。经过和平西桥，和平东桥，很快来到了北三环东路的三元西桥，我从高架路上远远望去，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旁边，那幢形如大盒子的建筑物顶部那酷似镰刀的蓝色灯光映照下的家乐福标识赫然映入眼帘。虽然时候已经不早，家乐福的门口依然车水马龙，人潮汹涌，看来生意不错，可是它会和我有什么关系吗？我问自己。车窗外依然灯红酒绿，空气里弥漫着酒香味，高楼大厦闪烁着暧昧的霓虹灯，首都的夜色还是很美好的，我想。
红色夏利顺利地来到了中国大饭店二楼的大堂门口。饭店占据了北京核心区域绝佳的地理位置，磅礴大气的弧形建筑外观，国贸中心浓郁商务氛围的衬托，再加上香格里拉酒店集团旗舰店的品牌积淀、商贾大腕云集的众星捧月，作为北京地区唯一一家白金五星酒店，中国大饭店从里到外都透射出一股帝王般的尊贵。我下了车，进了饭店，红色亮漆巨柱赫然矗立在大堂前沿，每一根柱子都配以大理石基座，柱头用金色叶片和埃及水晶石镶嵌，亮丽的大理石地面和两个玻璃天窗交相辉映。整个大堂以金叶为主题的装饰，一直延至屋顶藻井，金光闪闪的水晶吊灯宛如串串珍珠在大堂上空熠熠生辉。矗立大堂其中，一股脱胎于皇宫大院的尊贵之气油然而生，扑鼻而来的各式进口香水味，大堂酒吧熙熙攘攘的人声和美丽的钢琴师指缝间划出来的优美音乐，营造了一个非常适宜商人洽谈生意的氛围。我习惯了联合国会议大厅和人民大会堂的宏伟庄严肃穆，被这种金碧辉煌包围感觉有点不自在。
远远地见Jessica朝我走来，瘦小的身体，架着一副秀气的眼镜，一身职业装，和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工作的时候倒并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微笑着和我打过招呼后，她带我去了大堂右侧的几张布艺沙发前。她一边和我寒暄，眼睛却始终观察着大堂酒吧那里的动静，不一会儿，她说了声对不起，就起身离开。我看见一个西装笔挺，头发锃亮的中年人正从大堂酒吧出来，和我休闲随意的穿着形成鲜明的对比。事后，Jessica告诉我，其实那天晚上她安排了好几个著名跨国公司的高级经理人去面试。也许，她是拿我当个试验品吧，反正瞎猫抓死耗子，碰碰运气，好在她知道，我并没太在意，平时工作见的各国洋人多了，多见几个也没什么坏处。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眼前行色匆匆的人们觉得有点滑稽，恍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一个和我熟悉的环境相差很远的地方。我问自己，怎么到了一个商人美女云集，一杯可乐要价40大洋的地方来了。虽然我经常去纽约和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开会，虽然那里的环境也不错，但总觉得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这是公共部门（Public Sector）和私营部门（Private Sector）之间存在的天然差异。它适合我吗？我承认，不管如何矛盾，犹疑，这种环境对我的诱惑还是很大的，而以后发生的一切也证实了这点。应该讲，我之所以同意赴约，之所以有点蠢蠢欲动，家乐福给这个职位开出的价码对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当然我并不知道对方要见我的是什么人，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而我是否是一个合适的人选，而真的要作出决定时，我会去冒这个风险吗？正胡思乱想着，Jessica陪着一个比她更瘦小的四十左右的外国女士过来了。
那位女士的正式头衔是：家乐福中国北方区经理。她有一个很好听的中国名字：德席蓉，可大家都称呼她叫Madame Thirion，大部分时间只叫她Madame,这种称谓不免让人想起已经很遥远的欧洲贵族社会。第一眼看见她，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她那双深蓝色的眼睛，总是带着几抹让人揪心的忧郁，后来我才知道她瘦弱的肩膀上承担了太大的压力。她的眼神异常犀利，就那么一转不转地盯着你。她在我旁边的沙发坐下，随手点燃了一支烟，然后就盯着我看。可能是因为平时见的洋人多了，也可能是本来自己就没认真打算要这份工作，在Nice to meet you!（很高兴见到你！）后，我开始和她聊起了在中国的生活。我问她在这里生活感觉如何，是否习惯，去过哪些城市。她问了我在中国做生意需要注意什么？问了一下我现在的工作。这哪像是个面试，也许是我的官员“恶习”吧，无意中把她当成了我的“工作对象”。我们聊家常似地谈了将近10分钟，我发现她的眼光变得越来越柔和，她用浓重的法式英语说了声excuse me for a moment（对不起，稍等片刻），就离开座位朝大堂吧走去。
没过多久，Jessica过来请我去大堂吧见个人。我随着她的指引走了过去，发现Madame正和一个高个儿的法国老头在一起说着什么，和Madame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老头身形高大，气质非凡，嘴里叼着雪茄，就像好莱坞电影里那些大公司的老板。他就是法国家乐福亚洲区总裁柯磊杰，当时常驻香港。
老头的全名叫杰拉德?柯磊杰（Gerard Clerc），1937年出生。34岁时进入家乐福公司，1987年被派驻台湾地区创办家乐福亚洲公司，取得了惊人的辉煌，不但击败了荷兰万客隆而且还坐上了台湾地区零售业老大的位置。因此也自然而然荣升为亚洲区总裁并在1995年底带着Madame Thirion和一帮台湾弟子开始垦荒中国内地。
Carrefour 1959年在法国正式成立，1970年在法国巴黎证券市场上市。Carrefour的中国名字“家乐福”是20世纪80年代它进入台湾地区后起的。
家乐福是大型综合超市，俗称大卖场的鼻祖。大型综合超市在欧洲叫Hypermarket，在北美则称为Supercenter。Carrefour这个字在法语中本身的意思是十字路口、十字街头、交叉路口，在家乐福人的心目中十字路口是大卖场的最佳选址，而做零售就像天天处在十字路口，面临着各种各样抉择，也许这是其更深层次的含义吧。家乐福的创始人把公司命名为Carrefour可谓用心良苦。
1971年，家乐福在法国南部乡村开了第七家店，面积为两万平方米，周围是田地和小村庄，远离传统商店依赖的闹市区。当地有家杂志还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取名叫《新赌注还是第一个错误》（New bet or first mistake）。柯磊杰就是看见了这篇文章后光顾了这家店，他发现商店里顾客盈门，刮胡刀的价钱比巴黎市中心要便宜30%。“我认为这样一个商店不会是一个错误，就写了一封信给家乐福的董事长希望能加入公司。”柯磊杰后来在接受一家媒体的采访时说，“我立即被雇用了。”
加入家乐福之前柯磊杰曾在两家公司做过财务工作，先在一个工厂，后来在法国《快报》杂志。但是财务工作并非他的爱好，他的梦想是做一个经理人。于是柯磊杰成了家乐福的初级雇员，在各行货架间上货、巡视、整理被翻乱的商品。18个月后，他成了家乐福第七家店的店长，六年店长之后，他升迁为区域经理，主管十家店。
1987年柯磊杰被派到台湾地区。当时的中国台湾，想拿取超市执照和土地都非常困难，台湾人也没有大卖场概念，建筑师也拒绝为超市修建停车场。柯磊杰在台湾学会了如何开店，他曾回忆说：“开始的18个月，我在台湾见识了各种土地所有人，但土地非常昂贵。最终我们改变了在法国购买土地自己盖商场的方式，改用租赁。相比购买土地，租金的方式合算很多。还有就是停车场的概念。在法国，我们会在商场外修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它们都在一层。但在台湾地区，由于土地珍贵，停车场会修在商场的地下或者在楼上。第三是供应商的区别。在台湾地区，今天给供应商去电话，明天他们把货就送过来了。所以台湾地区家乐福库存量相比法国降低了50%。在法国，由于土地是家乐福自己购买的，所以商场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需要设计。而台湾地区的商场都是租赁，建筑内空间可能很不规整，所以货架的摆放和货品陈列需要重新设计。”柯磊杰2007年接受媒体采访时道出了他在台湾地区的宝贵心得，而这些心得真是其开拓中国大陆市场的“葵花宝典”。
1990年，柯磊杰终于开出了台湾地区第一家家乐福超市，商场物业的业主当时还很担心他付不出租金。1991年他开出了第二家，到1992年，门店总数达到了七家。柯磊杰喜欢打高尔夫，在北京每年春夏季节每周都会去打两三场球，球技是超过标准杆20，稳定在92杆左右。除了高尔夫，自行车也是他的长期爱好。他每年都要和两个法国朋友来一次七天骑行700公里的高强度拉练，这个活动已经维持了20多年。
当然，所有这些有关这位家乐福亚洲老板的背景资料是我后来才了解到的。他和Madame把台湾经验用来作为家乐福进军内地的行为模板。本土化，要让家乐福中国成为中国家乐福，这既是家乐福的教条，也是他们的坚定信念。知道了这些，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老头固执地一定要寻找一个真正的内地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开疆辟土了，当然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这是家乐福亚洲区的总裁，柯磊杰先生”，Madame指着身边的老头给我介绍。
“您好,很荣幸见到您”，我习惯性地用上了外交辞令。
“听说您在政府部门工作了很长时间？”柯磊杰问，脸上看不出太多的表情。
“是的，快七年了”，我回答。
“哦”，他沉吟了一会儿，他没有再问我的工作经历。显然，伯乐的工作是很到位的，他们了解我的简历。
他话锋一转，问道：“您听说过家乐福吗？”
“老实说，不好意思，以前没有听说过，不过我去过家乐福，那里的面包很香，生意很好”，我说。
“您觉得中国老百姓会喜欢它吗？”听了我的回答柯磊杰显然情绪不错。
“中国消费者喜欢新的东西，国外的商场，应该会喜欢吧”，我说的是实话。
“那您觉得要在中国做生意，最应该注意什么呢”，他开始转向了问题的关键。
“我觉得，首先要了解中国，了解这里的游戏规则，了解是谁在制定游戏规则，然后按照这些游戏规则去做。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把恰当的人放在恰当的地方去做恰当的事”，我不慌不忙地回答道。
应该说，我的英语很流利，而且表达得很到位，和柯磊杰的法式英语比起来显得更正宗。这可能多少给我加了分。
这时候，他的手机响了，他站起身来走到旁边去接电话。Madame跟着他走了过去。没过多久我看见他们耳语了几句，就把Jessica叫了过去。
Jessica朝我走过来，看得出，她的心情不错。她对我说：“柯磊杰马上要去马来西亚，后天回来，希望再和你见一面。”
“哦，是吗？”我感觉自己好像已经被推上了一条船，可是自己根本还没有准备好。Jessica笑着对我说，“Richard，看来是大有希望哦”，而我的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
回到家已是半夜，那天晚上向来睡眠奇好的我失眠了，总感觉自己的职业前景变得很模糊。我不是一个爱好冒风险的人，但那天晚上的经历让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这种带点刺激的兴奋可能恰恰是因为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将去做一些自己根本没有把握的事，换句话说，就像是要去下一个人生的赌注。
事实上，还没来得及等我有太多的思考，第二次会面转眼就到了。
第二次和柯磊杰、Madame见面还是在中国大饭店，下午3点左右，依然是大堂酒吧，还是那几张沙发，谈话非常简短。这次Jessica也在场。
双方坐下后，我要了一杯可乐，Madame微笑着看着我，柯磊杰开门见山：“丁先生，我们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个重大的决定。我们觉得你就是家乐福需要的人”。
我内心惊讶万分，没想到家乐福这么快就做了决定，在众多优秀的面试者中间选择了我！这么重要的职位，家乐福两位“领导”只和我见了一次面就定了下来，没有复杂纷繁的过程，也没有冗长拖沓的手续，如此简单而迅速，这，难道就是家乐福风格？尽管如此，我还是平静地说：“谢谢家乐福对我的信任，让我再考虑考虑，柯磊杰先生，这毕竟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说是一个太重大的决定了”。
“我们可以等，但您必须告诉我们是否愿意加入家乐福”，老头笑着对我说。“好吧，今天就到这，把您的决定告诉伯乐吧”。
Jessica冲我一笑，她好像胜券在握了。
